今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同志百年诞辰；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百年诞辰。
郑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与我党很多领导人有过亲密的关系。除了早期的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瞿秋白、张闻天等人外，他还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有交往，我曾在拙著《郑振铎年谱》、《郑振铎传》中写到过。而郑先生后来最接近的，当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我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周恩来与郑振铎》，以纪念他们二位的百年诞辰。
有时，我会想到，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似乎只有刘少奇同志与郑先生没有什么交往。不料，最近我拜访了一位长者，方知我的上述想法不确切。早在1940年，刘少奇就与郑振铎有过一次书面联系。
为纪念郑先生百年诞辰，他故乡的福建电视台最近派人来上海采访拍摄有关郑先生的亲友和故址。我陪同他们去访问了离休老干部方行同志。方老是抗战时期老党员，当年是听郑先生在地下党文委主办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的学生。方老向电视台记者讲述了郑先生与陈毅同志的一段往事：
1940年秋，新四军黄桥大捷后，方行以《学习》杂志记者身份去苏北根据地访问，在盐城见到陈毅。当陈毅知道方行是郑振铎学生时，关切地问郑的近况，说起自己在1926年寄给郑一篇小说稿被刊用于《小说月报》的往事；还打听瞿秋白烈士遗属的情况，说你老师一定有办法找的到烈士家属的。并亲笔写了致郑先生的信，给方看了，又为安全起见另派交通员带沪，到后交方，由方转郑。
这件事，方老曾写过文章，因此我早已知道；但方老又说，这封信是写给郑振铎、周予同（亦讲习所老师）二人的，而署名则是胡服（刘少奇）、仲弘（陈毅）二人。我问方老，那么您以前的文章中，为何没提到少奇同志呢？方老说，此信是陈毅亲笔所写，记得很清楚；而对少奇同志也署名一事，有此印象，但写文章时担心万一记错，就没写上。（另外，我想方老那篇文章主要是写陈毅与郑振铎的交往，所以没写少奇同志，也没写到周予同先生。）方老说，现在回忆，还很清楚地记得当年到苏北根据地访问时，到处见到“欢迎胡服同志”的标语。陈毅对少奇十分尊重，他请少奇同时署名，此事是不会记错的。
我认为方老所说完全可信。一是陈毅投稿《小说月报》并刊出，实有其事，今已找到。二是少奇同志确实那时去苏北领导工作。特别是，我查阅了八十年代初我自己整理、注释的贾进者同志（今已故，亦当年讲习所学生）的日记（自费印刷，未正式出版），在1940年12月15日星期日记有：
晚饭后去方行家，因伊约王先生谈苏北事，并有陈、刘致各文化人恳切敦促去苏北帮忙信。今王估计周、郑先生们不会去苏北。
这里写到的王先生，即讲习所负责人、地下党文委成员王任叔同志，而“陈、刘”当然就是陈毅、刘少奇了。可见这件事我本应早该注意和知道的，一时疏忽，竟在《郑振铎年谱》、《郑振铎传》等拙著中漏写了少奇同志的名字，真是太遗憾了！
此信内容，据方老回忆，文字很简炼，主要是两点：一是询问“它嫂”情况（“它”即屈维它，瞿秋白的化名，郑先生当然明白），如有困难可到苏北来；二是热情欢迎郑、周二位来苏北工作。少奇、陈毅同志的信，充分反映了党对郑先生等进步文化人的关怀和信任。
据方老以前的回忆文章，郑先生看了信后，“兴奋地说，有了根据地，抗战胜利就有了保证。此刻他为保存祖国文化，正与敌伪争夺从外地流散到沪的孤本、秘笈及大量珍贵古籍，稍一松手，有被捆载以去，流往海外的危险，此间又别无他人肯干此苦活，实难分身。根据地是要去的，不过时间早晚耳。陈毅同志的盛情，他非常感激，托我务必把他的心意转达陈毅同志。关于杨之华（按，即秋白夫人）同志，只知她已去苏联，余况不详。至于陈毅同志写的小说，已经查过，发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六期上，1926年6月10日出版，因手边无书，已托旧书店去找了，等觅得后赠他。最后一再表示对陈毅同志的钦佩，并连连说后会有期。”如上所述，郑先生当年在表示对陈毅同志的感激之情时，肯定也同时感激少奇同志的。
在少奇同志和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撰写此篇小文，也是表示对他们的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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